【深度】罗思义：从全球分工、中国贡献、发展理念来读懂习主席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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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罗思义系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19日“解读中国”微信公众号，原标题是《中国梦与世界梦互融共生》，本文由解读中国工作室根据访谈整理而成，节选自《读懂中国：海外知名学者谈中国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曾清晰地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如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结果是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如果人类的发展必定是场“零和游戏”，那么很遗憾，中国就要做好艰难的准备，以应对自身发展对其他国家利益的损害。如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那么中国与其他国家就需对此作出最清晰、最迅速的阐释，以使它们潜在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本文尝试分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何以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全球劳动分工
在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的第一章第一句话中，亚当·斯密阐明了国家间互惠互利的客观经济基础，下文中的其他分析全部来源于此：
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劳动分工，包括国际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中最强劲的力量，这一结论已被现代经济计量学完全证实。它有两个直接推论：首先，不同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并不依赖于它们的相似性，相反，是差异性强化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其次，劳动分工的利润最大化必然需要最大可能的经济互联和市场——在现代经济中，这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
正如在“相对优势”的经济分析中所证明了的，一个国家并不以自给自足而是以生产领域的相对专业化来获利，在专业化中该国具有最大的优势。基于上述原因，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战略性的政策支柱之一就是“开放”。
这一经济进程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它解释了“开放型经济”比“封闭型经济”发展要快得多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也已被事实完全证明。
——罗思义
准确而毫不夸张地讲，它也证实了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所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无论是用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这一西方术语，还是用中国的“劳动社会化”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都可以分析这一相同的进程。这种劳动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习近平主席指出的这一进程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它们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间互相联系、福祸相依，成为“命运共同体”。
其他国家参与中国的劳动分工并从中受益，这一经济现实直接阐明了为何中国的发展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所有国家实现劳动分工的能力都取决于它们可以利用的市场规模大小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因此，中国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为其他国家创造了无穷的发展机遇，它们从中国市场中获益并参与中国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并直接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市场。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讲：
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
国家的独特性
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并非基于相似性，而是基于劳动分工，即差异性，这一点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用中国特有的措辞所表述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
尊重差异的必然性自然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因此，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必然存在，不仅在经济领域的劳动分工中体现出优势，在文化和创新性上也是如此。
习近平主席的一段话在此有必要详细引用：
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由此断定，中国寻求开放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横跨人类文化、科学和文明领域。“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合理的断言并不是宣称中国对知识的垄断。如果不向其他国家学习，中国就会贫穷——正如其他国家如果不向中国学习，也会贫穷一样。
同样可以断定，中国的独特性，即“中国特色”，不会在向其他国家学习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流的过程中丧失——就像在与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美国不会丧失“美国特色”或者英国不会丧失“英国特色”一样。习近平主席曾经引用过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一句话“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他用这句中国古语表达了“万物存在皆特定，因而独特”这一基本科学概念。
由此，习近平主席生动地阐明了自己对国际关系的哲学思考，并将其具体运用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这些基本理念可以推断，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不是国家间不可能实现的相似性，而是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必然差异。
中国的独特贡献
任何国家都是特定的、独特的。中国不仅拥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而且拥有世界上约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本身乃至全人类都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第一个具体影响是，就目前的历史契机而言，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发展水平意味着中国有能力极大地推动人类共同利益的进步，这是独一无二的。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
我们已经确定了今后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要分析，为何有必要关注中国这一基本时间表的内涵。
通过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概念，我们发现，这一标准接近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国际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736美元。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到那时，中国确实将非常接近世界银行的标准。
2014年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9%，而中国自身的人口就占世界人口的18.9%。因此，如果中国成为国际标准下的“高收入”经济体（就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来说，应该会在21世纪20年代早期实现），那么，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会翻番，这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变革事件。这意味着，在不到80年内，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一生的时间内，中国这个几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将从一个世界上贫穷落后、一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蹂躏的国家，转变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如果要使全人类的生活状况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就需要继中国之后，使南亚尤其是非洲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得到基本改善。不过，鉴于本文开头所分析的原因，就全球劳动分工而言，中国首先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实现这些将有助于实现其他地区的繁荣。
简言之，当今中国已成为人类共同利益取得决定性进步的关键点。从严格意义上讲，这证实了本文开头习近平主席表述的正确性。这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对人类共同利益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角色
习近平主席曾简要总结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过程：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成功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和实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壮举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
从以上分析可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使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快速提高，带来了1949年以来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中国的发展理念
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非常重要。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主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其效果必须是看得见的，必须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这是关键所在。他指出：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习近平主席用通俗的话强调，人民必须“感受到”改革的好处。
在一些国家，“改革”成为一个被滥用的表述，所谓的“改革”实际上助长了对国家的掠夺，贫富差距加大、腐败滋生、国家尊严丧失。改革只能在人民的支持下进行。因此，只有改革与人民心意相连，只有长期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以巩固。简而言之，只有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水平，中国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民族复兴。然而，如之前所分析的，中国人口几乎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发展无论对中国还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来讲，都是最大的进步。
结论
总之，习近平主席准确阐明了人类共同利益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在此过程中，其他国家可以最大可能地获取国家利益——中国的任何一种退步都会给人类共同利益带来巨大灾难。因此，最后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目前的全球形势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是人类可以取得的最大的实质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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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